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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中求进是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方法论
2017-02-10

    按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全球经济发展大势和中国经济发展变化,做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框架。与此同时,对经济工作思想方法做出重大调整,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并将之上升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和经济工作的方法论。我们要从理论上深化对稳中求进思想方法的认识,在实践中转变急于求成的思想观念和操之过急的工作方法,推动经济转向平稳健康持续发展的轨道。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稳”才能更好地“进”
    稳中求进,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态度。“稳”和“进”是辩证统一的,“稳”,才能更好地“进”,更持久地“进”;“进”,才能更有效地保持“稳”,更高水平地实现“稳”。这里的“稳”,强调的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稳”;这里的“进”,强调的是“稳”基础上的“进”,是科学有序的“进”。历史和现实都表明,超越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而急于求成,往往事倍功半,欲速而不达。
    “以往知来,以见知隐”。从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看,脱离实际情况,急于求成,往往要吃苦头,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也更大。在过去一个时期,由于急于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经济工作中比较容易形成急于求成的思想方法,盲目强调和夸大主观能动性,不顾客观条件,不尊重经济规律,往往造成严重失误,带来重大损失。比如,1958年搞“大跃进”,一度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以后不得不大幅调低基本建设和若干重工业生产指标,经过三年调整后才使国民经济出现好转。又如,1979年和1980年的“洋跃进”,引发严重的财政赤字和物价上涨,以后不得不大幅调低1981年和1982年的增速目标,才扭转了被动局面。再如,1988年“价格闯关”,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最后通过治理整顿,大幅调低1990年和1991年的增速目标,才使经济重新回到正常轨道。这些事实都表明,无论是推动发展还是推进改革,都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只有稳中求进,才能实现经济平稳健康持续发展和改革的有序推进。
    从当前国内外发展态势看,稳中求进也是从容不迫应对内外环境深刻复杂变化的重要方法。当前,世界经济深度调整,逆全球化思潮抬头,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国际政治环境复杂变化,美国新政府上台后内外政策调整,德、法等主要国家进入大选周期,加之难民事件和英国退欧的后续发酵,增大了全球复苏进程的不确定性。美联储利率调整的外溢影响将继续影响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多年的低利率若逆向调整,还可能引发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动。从国内看,我国经济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质量和效益提高,服务业占比上升,消费对增长的贡献提高,创新的支撑作用增强,经济由降转稳条件逐步积累。但也要看到,经济下行的周期性因素虽有减弱,但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仍然不足;产业升级和创新步伐加快,但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矛盾仍然突出,创新和资源优化配置仍然面临体制机制约束;新旧增长动能转换步伐加快,但新兴产业还不足以对冲传统制造业的衰减。在这种情况下,最需要的就是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信心,从容不迫应对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要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度扩大总需求,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要保持经济运行环境稳定,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加强重点领域风险排查,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要稳定市场预期,提高政策透明度,加强同市场主体沟通,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扩大开放,加强产权保护,维护法治环境,稳定民营企业家信心。
    总之,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避免经济大的波动,促进经济筑底企稳,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防控金融风险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稳中求进,才能更好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经济运行呈现一系列新特点,只有稳中求进,才能更好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
    从经济增长看,依靠政府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收窄,要求更加注重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自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在波动中下行已持续六年,增速从2010年的10.6%逐步回落到2016年前三季度的6.7%。过去一个时期,在应对经济下行时,我们更多从需求侧找出路,通过扩大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这在当时传统产能市场需求还有空缺的情况下是有效的。随着传统产能接近或达到上限规模,再简单沿用“老办法”化解供需矛盾,越来越受到投资效率下降和债务杠杆攀升的约束。近年来,我国增量资本产出比(每新增1元GDP所需的投资)逐年提高,非金融部门负债总规模年均增长大幅上升。再用“老办法”稳增长,不仅投资效率会继续下降,债务杠杆会继续攀升,还将增大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经济短暂回升后继续下行的态势。这就要求我们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急于求成的思想方法,扭转拼速度、“弯道超车”和跨越式发展的传统做法,保持战略定力,更加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更加注重从供给侧想办法、出政策,着力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矫正要素配置扭曲,使供需在更高水平实现新平衡,为需求释放和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
    从结构调整看,依靠“铺摊子”扩大产能推动经济增长受到产能过剩的约束,要求将经济工作重心转向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2010年以来,随着传统产业市场需求逐步趋于饱和,工业增速持续回落,服务业比重逐年上升,2015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达到50.5%,首次突破50%。在工业内部,钢铁、煤炭、建材、有色、石化、电力等行业已达到或超过峰值。由此可见,再像过去那样,依靠“铺摊子”扩大制造业产能推动经济增长越来越走不下去了。再沿用“老办法”,通过扩大产能推动发展,就会加剧重复生产和产能过剩,扭曲资源配置。这就要求我们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更加尊重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通过市场竞争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通过市场价格调节供给和需求,引导市场主体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迈向中高端水平,形成经济结构的动态优化调整。
    从动力转换看,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的条件深刻变化,要求更加注重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进入新常态,支撑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生产要素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近年来,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大幅下降,土地供给日趋紧张,生态环境硬约束强化,原有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开始减弱,继续依靠大规模增加投入支撑经济增长已越来越难。在市场的倒逼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培育新的增长点,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兴起。2016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等产品分别增长83.7%、30.8%、18.2%;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25.1%,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上升到11.7%。但新动力规模总体偏小,还无法完全对冲旧动力衰减的影响,旧动力“唱主角”的格局短期还难以改变,经济增长还难以完全摆脱对旧动力的依赖。这就要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更加注重创新驱动,着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在培育新产业、新服务、新业态的同时,为旧动力引入新技术、新机制、新模式,形成新旧动力有序接续、协同拉动的新局面。
    稳中求进,才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如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矛盾突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金融风险有所积聚、部分地区困难增多等,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向高端化、个性化、服务化升级趋势,无效供给过多,有效需求难以得到满足;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在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资金“脱实向虚”,扭曲了金融资源配置;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资源过度向房地产领域集中,增大了房地产泡沫,挤压了实体经济发展空间。这些重大结构性失衡虽有阶段性政策性因素,但根本原因是体制机制性问题。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找出路,想办法,通过深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场,增强价格机制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实现供需在更高水平上的新平衡。这既需要勇气和决心,更需要耐心和耐力,坚持不懈,久久为功,避免简单用行政手段,或做表面文章的做法,真正达到提升供给体系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适应性的目的。
    去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提振了市场预期和信心,工业品价格在连续54个月负增长后由负转正,工业企业利润持续改善,部分行业供求关系、政府和企业理念行为发生积极变化。与此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展不平衡,仍面临各种体制性机制性问题。今年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要在总结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按照稳中求进的原则深入推进,努力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去产能方面,继续推动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同时做好其他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去产能工作。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以处置僵尸企业和空壳企业为突破口,通过严格执行环保、能耗、质量、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标准,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去除落后产能,盘活沉淀的土地、厂房、设备等各种资源,建立过剩产能的有效出清机制,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在去库存方面,坚持分类调控,因城施策,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问题。通过推进人口城镇化减少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继续提高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鼓励农业转移人口购买城市商品房,在人口净流出地区还要控制房地产用地供给量。在去杠杆方面,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有序推进资产重组和债务处置,开展市场化债转股,更多发挥国家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作用,建立不良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