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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取向
2016-08-29
    2015年以来,面对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国内经济下行、财政金融风险加大的复杂形势,国家先后出台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的政策,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但经济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产能过剩矛盾不断积累、金融风险开始显性化、市场预期有所恶化、宏观调控政策边际效应下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应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兼顾稳定经济增长和防范经济风险,加大改革力度,激活市场活力,实现增加有效供给和刺激有效需求双轮驱动。
    2015年国民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发展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2015年,针对需求不足问题,不断推出重大投资工程和消费工程包,一些省市陆续推出取消房地产限购、限贷政策,降低住房首付比例和住房交易环节税,完善出口退税和贸易便利化。针对货币政策传导不畅和实体融资成本过高,自2014年11月以来,六次降息、五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并利用其他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利率下降。针对地方政府负债率高和财政政策有效性下降的问题,开展了存量债务置换,出台融资平台在建项目的续贷政策,积极推进政府企业合作模式。对地方政府懒政进行问责,加强督导检查和简政放权,财政支出进度明显加快。初步遏制了经济持续下行的趋势,经济保持了总体稳定,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9%,规模以上工业生产同比增长6.1%。消费需求基本平稳,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名义增长10.7%。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长17.0%,保持了较快增长。进口、出口分别下降14.1%和2.8%,但剔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速分别为-2.8%和-1.8%。就业形势基本稳定,城镇新增就业1313万人。物价温和回升,CPI上涨1.4%,商品房价格同比上涨7.4%,比去年同期提高6个百分点。
    经济结构调整亮点纷呈,新的增长动力正在逐步形成。一是服务业主导趋势进一步显现。2015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50.5%,同比提高2.4个百分点。工业内部结构加快调整,高技术产业增长10.2%,比整体工业增速高出4.1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11.8%。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智能终端、轨道交通设备等产品的产量实现两位数甚至成倍增长。二是需求结构继续改善,消费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66.4%,比上年提高15.4个百分点。网络零售等新型消费模式实现迅猛增长,旅游、信息、文化、健康等服务消费持续升温。三是收入分配结构有所改善,经济发展进一步惠及居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8.9%,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提高,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明显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四是节能减排取得新成效。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5.6%。
    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微观主体活力有所释放。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推进,取消、下放了部分行政审批事项,商事制度不断完善。财政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降低社会保险缴费费率,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降低民间资本准入门槛,5家民营银行获批营业。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取得进展,市场决定资金价格的机制初步形成。价格改革迈出重大步伐,政府定价目录大幅度减少。服务业和制造业开放进一步扩大,外商投资产业目录限制类条目大幅度减少50%,90%以上的境外投资项目实现网上备案。这些改革举措,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有利于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利于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有利于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
    总体来看,2015年国民经济仍运行在合理区间,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快,新兴动力进一步积聚,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这为2016年经济增长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仍然突出
    我国经济运行中既有结构性问题,也有周期性矛盾,但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很大。
    产业结构矛盾凸显。受外需持续低迷、前期产能扩张过快、国家进入中等偏上收入行列后需求结构从用住行为主开始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等因素影响,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煤炭等重化工业出现相对过剩,有的甚至绝对过剩。高质量、个性化消费品难以满足国内需求,电信、金融、教育、文化、养老、体育等领域被高度垄断或管制,有效供给不足。
    房地产市场仍处于调整期。经过十余年高增长,我国房屋存量已大幅度增加,2013年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居民户均住宅超过1.05套,从套数看基本达到饱和点。住房空置面积较多,库存和在建规模较大。与此同时,随着劳动人口总量减少,新增的有效需求减少。受购买力、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各方面制约,2.7亿农民工在城市购房率极低。2013年当年近1300万套的销售量基本是我国房地产需求的年度高峰值,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趋势性减速和周期性下降的双重调整阶段。
    地方政府融资能力下降。过去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土地出让、政府融资平台进行融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投资。但地方政府的融资模式,也加大了重复建设、产能过剩、房地产价格上涨和债务的不断累积,我国地方政府债务2014年底增至24万亿元。随着地方政府融资的不断规范和土地出让收入的减慢,地方政府融资能力下降。同时,地方财政收入减慢,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支出等财政刚性支出居高不下,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加重。
    企业经营困难。企业债务率不断上升,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低端劳动力工资上涨较快,社会保障支出特别是部分企业住房公积金支出压力较大,税收负担较重,电价等成本高企。同时,工业品价格不断下降,2015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5.2%,同比扩大3.3个百分点,已经连续46个月下降。成本上升和价格下跌,导致工业企业利润下跌,三角债增加。
    潜在金融风险显性化。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有所上升,不良贷款集中在过剩行业集中的制造业以及批发零售企业,处置难度大。虽然地方政府债务置换降低了债务风险,但地方政府存量规模大、债务增长快、对新增债务需求较大,有些地方采取地方财政与银行、国有企业等合作成立基金的形式变相融资。受国内经济运行状况预期变差、汇率制度、国内外利差变化等因素影响,资本外流压力加大,汇率贬值风险增加,导致汇市、股市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货币政策既要兼顾稳汇率,又要防止流动性不足影响股市,我国的货币政策面临极大的挑战。债市价格上涨过快,杠杆率较高,信用风险较大。
    需求管理政策的边际效果减弱。过去的经验表明,货币政策调整后6个月、财政政策3个月后发挥效果。但自2014年11月开始的降息和2015年初扩大财政支出后,经济并没有回升。产能过剩行业、僵尸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部门的资金需求拉高了资金成本,违约风险上升导致金融机构流动性偏好提高,无风险利率水平下降不能有效传导到实体经济部门。地方政府不能有效提供配套财政资金,财政支出的投资乘数和消费乘数减少。
    上述问题表明,我国制造业投资下行的趋势没有改变、房地产投资下行的周期没有结束、工业生产下行的势头没有止住,经济下行态势仍在延续,依靠扩张性政策刺激难以根本扭转经济下行的势头。需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中性偏差
    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依靠高杠杆和高福利增加消费、中国等新兴国家依靠劳动等低要素成本生产消费品、资源富集国提供原材料的世界分工格局、产业链条和贸易链被打破。次贷危机先后在2010年5月传导到欧洲、2012年年初传导到中国等新兴国家、2014年9月传导到资源出口国。经过7年调整,美国去杠杆基本完成,并继续进行再产业化,同时着力构建新的区域性贸易投资协定,其经济进入复苏阶段并进入加息周期。欧洲、日本仍在调整过程中,经济复苏缓慢。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去产能、去杠杆的阶段,经济开始进入调整时期。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大调整大变革大重组向纵深发展。2016年,世界经济的调整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复杂影响,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对我国经济总体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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